无恒产,无恒心,如何去造就创新型企业家?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正和岛决策参考

任志强(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 荐:

我和张维迎认识二十多年,张维迎的“企业理论四书”(《企业家》《理解公司》《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都快背下来了,他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在企业管理中我非常想把这些理论运用进去,搁进去的结果,是处处碰壁,因为他这套东西是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当脑子是国有企业的脑子时,我把胳膊和腿按照市场化非国有的方式去运作。

张教授说,在没有企业家社会地位和企业家诉求的背景下,一个企业家干不出来企业家的事儿,他就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的是市场决定资源配制,若未来没有按照市场化的办法去做,企业家精神难以真正发挥出来。

张教授的书里说,不分配剩余价值是没有积极性的。没有积极性怎么办?所以要有激励机制。非国有企业还可以把剩余价值拿走,国有企业是不能拿剩余价值的。核心问题在于,是不是可以建立这样一套合理的制度。

目前,企业发展之所以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恰恰因为我们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第二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没有确定资本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估计90%以上的创新创新得失败。从全世界来看,往往只有5%的成功率,因为95%的人并不具备企业家精神。

中国更多的是创先,外国人的东西谁先拿过来,占了先手,就赢了。我还是认为,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基础,才能使企业家能够充分成长和发展,并成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带动。

   如何去造就创新型企业家?

今天中国很多有关政策的争论,如经济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其实都依赖于我们怎么去理解企业家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当中企业家在怎么发挥作用,市场的有效运行和人类的技术进步如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只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不理解企业家的重要性,以为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其实,资本只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离开了企业家精神,靠政府进行的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

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做计划时,靠的是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员,企业的每个决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全是由政府官员或者说由计划机关决定的;所有生产资料全部收回国有,由政府决定如何分配。政府既替代了企业家,又替代了资本家。简单的说,计划经济的本质是试图由政府来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计划经济实验都失败了。凡是用政府替代企业家,替代资本家的国家,都失败了。这就是苏东垮台的原因,也是中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也是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实行改革的原因。这里,我要顺便指出一点,好多人以为印度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其实不是。印度独立之后,政府效仿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只是计划程度不像苏东和中国高,还留有一部分的私人企业,但是主体仍然是国家计划。到上世纪90年代,印度已经完成了八个五年计划,从9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

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没有办法代替资本家。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第一点,政府官员并没有企业家那样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不能人云亦云,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企业家是不害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则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这一点,观察一下政府官员的实际表现就会清楚。任何人,如果到了政府,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去做的话,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

第二点,政府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甚至要跳楼。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政府官员也不像资本家那样为选错人承担责任。资本家选人选错了,他要自己承担风险,你有再多的钱,如果你这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给你管理、去给你投资,最后你可能血本无归。政府官员将国家的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的时候,这个企业亏了,他承担任何责任吗?不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选任国有企业经理人时出现严重的任人唯亲,而不可能任人唯贤。我们现在仍然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用政府来模仿市场,用政府机构持股的方式来模仿资本所有者。这个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使得政府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

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

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所以瓦特要找钱是很难的,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着破产的风险资助他。200年前,当乔治.斯蒂芬森制造出蒸汽火车的时候,也没人认为火车了有什么不起,所以英国政府规定,火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马车的速度。130年前,卡尔·本茨这个人发明汽车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汽车有什么了不起,德国地方政府规定,汽车的速度不可以超过人步行的速度。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创新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市场中的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市场中的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也就是投资者必须是多元化的。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的时候,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的标准,但是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世界上著名的思科公司,创立公司的夫妇俩,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思科公司以后,他们需要钱,却找不到钱,找了72个投资者,都不看好,没人愿意给他们投资,最后找到第73个投资者,才愿意给他们投资。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国内的马化腾,马化腾创办腾讯公司时找投资也挺难。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有名的风险投资人,他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个耳光。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马化腾当时就跟他要50万美元,他愣是没有给,因为他根本不看好这个技术。马化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叫Naspers的南非的风险投资公司。所以,现在腾讯公司最大的股东不是马化腾本人,而是这家南非的投资人。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不可预测,一定得靠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制。

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管投资的话,比如,要给一个投资项目打分,合格的才投资。但是,谁来打分?由政府官员打分?除非他比企业家还有企业家精神,他不可能有能力评价企业家提出的方案。由专家打分?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并不具备判断市场前景的能力。大量实例证明,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想法是可行的,而许多专家认为可行的想法最后恰恰失败了。专家打分还有专业偏见,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好多专家写的技术前景报告,目的是给自己搞研究经费。

那么,能不能由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代表政府来做决策,决定将这钱投资给谁呢?也不行。因为你找企业家只能找到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不等于未来成功的企业家。而创新呢,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创造性的毁灭,就是新的产品替代旧的产品,新的企业家替代老的企业家。互联网也不是由电信公司开放出来的。可见,重大的创新,全是由新的企业家做成的。

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思路很容易以自己的成功本身为出发点。设想一下,1990年,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决定政府的投资方向,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据我所知,1990年的时候,比尔·盖茨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如果让他主导这个产业政策委员会,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定是大量投资PC而不会投资互联网。

要是15年前中国成立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产业投资委员会,由当时最有名的、最受人尊重的企业领袖(如柳传志、张瑞敏)来主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最可能的结果是,国家的投资将主要投向电视机、显像管和计算机产业。所以说,无论政府多么重视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都不可能克服产业政策的困境。

中国企业创新不多,与政府试图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关。时至今日,大部分投资资金仍然是政府和国有银行控制的。但那么几家有名的互联网公司,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中国政府投资的?没有。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储蓄总量最大的国家,但是那寥寥无几的新技术公司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而是外国资本投资出来的。政府和国有银行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充其量只能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

国有企业制度不可能产生企业家

我列了五个理由。第一个是政企分开的不可能。只要是国有企业,你就不要想有真正的政企分开。第二个不可能,是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之所以要努力做好企业,之所以要创新,是因为背后有着所有权的约束。国家或者政府官员作为所有权的代表,是不可能真正像资本家那样约束企业经营者的。

第三是解决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有国有企业都存在行为短期化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考虑的都是短期的问题,不可能考虑三年以上的事情,但没有长远的考虑,你不可能把它真正做成优秀的企业,一个创新的企业。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可能考虑长远?因为他的位置是政府官员任命的,任命的标准不可能是企业家精神的高低,也不可能是经营者长期绩效的好坏。

我讲过这样的话,国有企业领导人,要想位置稳定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做得不死不活。为什么呢?搞得太好了就是一块肥肉,有关系的人就要来占这个位置。当然搞得太差,连年亏损,也是一个问题。我知道一个很大的国有集团公司,下面有五个分公司,有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把排名第五的分公司做成第一名,非常有成就。后来,集团公司的老总就让自己的秘书来接替他,这个秘书又将公司从第一名做到了第五名。

第四个不可能是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有一个制度性的毛病,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定义的“预算约束软化”。私有制下,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你的收益持续不能弥补成本,你就破产了。预算约束软化是什么意思呢?即使你的收益小于成本,你仍然可以活下去,因为有政府财政资金不断的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政府就试图不断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企业一旦出问题之后,政府一定要去救它。当然,企业越大,政府花的力气越大。现在,我们财政预算仍有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这一块。甚至一些很赚钱的国有企业,仍然每年拿到数百亿的所谓“政策性补贴”。

第五个是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凡是靠垄断赚钱的国有企业,职工拿的工资都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实际上工资当中的一部分应该是资本收益,或者是消费者剩余,而不是劳动收益。

企业家队伍的转型依赖于制度改革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在座的很多都是套利型企业家,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过一首陕北民歌,叫《赶牲灵》,原作者是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所以是套利型企业家。张天恩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投机倒把,坐了四年牢。那个时候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因为有些套利活动可以偷偷摸摸去做。但创新不一样,创新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天黑了,偷偷摸摸买进来,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偷偷卖掉。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的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因为中国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

因此,要使我们国家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我们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本文根据作者2015年9月19日在“创业时代:资本与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气质1.jpg

如果觉得决策参考还不错加一个呗

正和岛决策参考最新实验产品

第一本微信内参 特供企业决策者

内容为一线企业家私密分享

微信号:jcankao

商务合作:15801445170

精选评论

写评论

昵称:小仙子

提交

哥的女人

说的不够狠

相思都愿化成灰

很有见地,将国企组织与民企组织拿来比对研究,思考很有深度,我们需要政府层面政治和法律体制的改革,也需要有不管三七二十一敢于突破体制障碍冲出来的勇猛型创新企业家,像马云就是了不起的例子

以上评论经筛选后显示